「斯德哥尔摩症」极具破坏性:它把受害者忍受过的一切,轻易地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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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0-06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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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位心理医生和一个倖存者走入酒吧

这是我和蕾贝卡及艾碧嘉一起旅行时最常讲的笑话。我在二〇一四年秋天认识了艾碧嘉,当时她来到过渡之家协助贝利医生处理一个高冲突的离婚家庭。

在她来访的期间,我发现我们有共同的想法:将斯德哥尔摩症从大众的脑海中移除。这是很重要的议题,因为被贴上斯德哥尔摩症的标籤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。我希望大众对于我,以及跟我有类似经历的人的看法能有所改变。

艾碧嘉拥有撰写学术论文的背景,而蕾贝卡和我一直希望能针对此一主题写篇论文,我们发现这是个实现梦想的好机会。

我们曾在波士顿哈佛大学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发表过一次理念⋯⋯不知道为什幺,我就是想叫它「圆形烧烤」(注:大型医学研讨会称作「grand round」,作者说的「圆形烧烤」(ground round)是美国一家已经倒闭的连锁烧烤餐厅的名字)!能受邀到哈佛大学真的很不可思议,我连高中都没有读,处在声望这幺高的大学让我感到害怕。我想我看起来一定很笨。然而,这里的人非常欢迎我们,儘管我紧张得像个呆子一样,我们仍然针对斯德哥尔摩症与其争议有了热烈的讨论。他们特别赠送我们哈佛的羊毛夹克当作礼物,我一整天都穿着它,假装自己真的在哈佛上学!

我们也到耶鲁大学和位于纽奥良的国际创伤性压力研究学会(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umatic Stress Studies,ISTSS)出席会议。有位非常卓越的绅士在听完我们的简报之后,特地来跟我们说他再也不会使用这个词彙。女士们击掌,我们成功了!我们在一同旅行的过程中创造了无数有趣的回忆。

纽奥良非常好玩,原本我以为去一个受到卡崔娜飓风严重肆虐的地方会很辛苦,但最后我爱上了这里。国际创伤性压力研究学会慎重地接受了我们共同发表的论文,并感谢我们将此议题带到会议中。

当天晚上我们到纽奥良的法国区闲逛,蕾贝卡为每个人各买了一件能代表我们的T恤。艾碧嘉那件印有华丽炫目的女鞋;她热爱有设计感的鞋子,喜欢吉米周(Jimmy Choo)!我那一件的图案是一名骑着马的骑士,因为我很喜欢马和中世纪的故事;蕾贝卡的是镶有宝石的嘉年华面具,我认爲那能反映出她对舞蹈的热爱以及她自由奔放的灵魂。

街角有许多音乐家,有一组二重奏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。两个女士,其中一人演奏吉他,另一人演奏小提琴,她们的音乐美妙的像是来自天堂一般。我真不敢相信她们竟没没无闻地在这样的街角表演,只求能得到足够的钱餵饱下一天。她们好棒,泪水在我的眼中涌现,而且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感动得快哭了。

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朋友艾碧嘉。她长得又高又美,拥有一头金髮,而最令我开心的事,是她的歌喉像个八十岁的女高音!这真的很棒,因为她会唱德瑞克(Drake)、小伟恩(Lil Wayne)以及所有的老歌金曲。当她用那老奶奶般的高音唱歌时,我敢保证连脾气最暴躁的人也会露出笑容!我认为这就是为什幺我们喜欢她,而且一直跟她在一起的原因!

针对斯德哥尔摩症发表批判演说时,艾碧嘉永远是我们的定心丸。我总是太过紧张,只能依靠蕾贝卡和艾碧嘉来讲述斯德哥尔摩症的背景和细节,我们再一同将其中的争议和我的故事相连结。我的开场白总是非常明确:「我从未,我从未爱上监禁我的犯人!」我也从未希望自己被监禁十八年,十八年甚至比我当时活过的人生还长,也长于我重获自由至今的时间。

于耶鲁大学发表演说时,有位女士丢出这个问题:「洁西,你为自己做了什幺?」这个问题跟我们的主题根本没什幺关连,我不知道该怎幺回答。后来我说:「我为自己付出了一切。我设立JAYC基金会,希望能将我曾经获得的一切回馈给其他的家庭。我在此发表演说是因为我非常关心这个议题,我这幺做是因为即使你被绑架、强暴或虐待,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完了。我相信所有你忍受过的苦,都能转化成正面的力量,帮助他人学习成长,人生会继续下去。」

当她换个方式重複问了两、三次同样的问题后,我不禁思考是不是她头上那只刺猬遮住了她的耳朵,因此她听不见我说的话?她似乎不认同我的答案,因为后来在餐厅中她又跑来找我,这次头上没有那只生物了,然后她再次问了一样的问题。我认为,有时候人们虽然提出问题,但他们脑中早就有了既定的答案,因此听不进其他的想法。

假如你觉得关于斯德哥尔摩症这个议题我讲太多了,请忍耐一下,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这幺关注一个议题。通常我都是保持中立的,我会同时审视议题的正反两方。不过这次不同,这个讨论没有正方,斯德哥尔摩症是错的,这个标籤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极具破坏性。参加二〇一五年NCMEC希望奖的颁奖典礼时,我和克利夫兰事件中的吉娜与阿曼达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,她们也认定斯德哥尔摩症会误导大众,是一种贬低她们的标籤。对许多受害的倖存者而言,这似乎是一种常态性的困扰。

当我和女儿们于二〇〇九年获救时,新闻铺天盖地报导着我们的事,我一点都没有兴趣看。我只是过生活,与妈妈、家人重聚让我非常快乐,我一点也不想关注那些会让我受伤的事。

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为我贴上了一张「斯德哥尔摩症女孩」的标籤,说真的,光是听到这个说词就非常伤人了,更别提有些家族成员的看法给我带来的影响,他们真的认为我有斯德哥尔摩症。每当我听到类似的说法,它就在我的脑中徘徊不去,它极具破坏性的理由在于:它简单俐落地向所有人「解释」了,除了受害者之外,没有人能够理解的感受!把所有我忍受过的一切,好不容易才存活的过程轻易地用六个字带过。

它让我经历过的一切显得无足轻重,简约成:「你爱上了监禁你的犯人,因此你不想重获自由。」亦或者,你笨到分辨不出什幺是虐待,什幺是爱。鬼扯!你不能把某个七〇年代发生的事件随便套在我们所有人身上,当初衍生出这项病症名称的那次事件,人质的处境与我们全然不同。不过,至今新闻及其他媒体仍然喜欢使用这个词彙,电视节目和书籍上依然常见滥用,比比皆是。


菲利普很擅长让我感觉自己有愧于他,他是个老练的操弄者,而我是天真无邪的女孩。菲利普不希望我哭,他说那会让他心情不好。我很孤独,全然地孤独。许多年过去了——我遭受肉体上、言语上以及情绪上的施暴,我存活下来了,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适应,然后活下来。这是生存的本能。

假如我是猎物,我是怎幺在狩猎者长期的统治下生存的?我是否早就应该死了?不仅我,我的孩子们也活下来了。想起这些事我总会背脊发凉,我也还记得,每当我知道自己即将看到菲利普时,胃就会开始痛起来;他能轻易打断我们的生活。

当你被监禁时,真的没有时间自问究竟发生了什幺事。我的力气大都耗在想办法存活以及保护女儿上头,保护意谓着转移菲利普的怒气,想尽办法使计来避开他和南希惯用的操弄手法。我的恐惧潜得很深,那种感觉难以形容。大多时候我不会感受到它,但它确实在我的体内,恐惧使我得以存活。

狩猎者的行动本能,同时受需求与生存压力驱使,但被猎者首先得专注在存活上,接着才考虑基本需求。发表批判斯德哥尔摩症的演说时,我们播放了一段影片。影片开始于一头羚羊正在猎豹的追逐下逃亡,你能看见猎豹跑得比羚羊还快,最后咬住脖子抓到了他。羚羊的脚跛了,被猎豹拖着走。这头猎豹因奔跑耗尽了力气,而且他以为他的猎物已经死了。此时,另一个狩猎者土狼出现,猎豹过于疲惫,已经无法保护他的食物,只好不甘愿地离开现场。下一幕是土狼走近羚羊,但就在他欲将利齿插入猎物体内时,羚羊猛然跳起,然后飞快地逃跑。我们播放这段影片,因为它是绝佳的範例:为了生存,被猎者必须站在狩猎者的角度思考。影片中,羚羊了解狩猎者要的是什幺——他的死亡,因此他装死,为的就是等待逃跑的时机,为自己赢得生存的机会。

在人类世界中,强或弱对狩猎者来说没什幺区别,都可能沦为捕食的对象。菲利普和南希对我来说就是狩猎者,在六月命中注定的那一天,他们跟蹤我到那座山丘上。在那之前他们有看过我吗?他们是否如他人所推测的,前一天在跳蚤市场看见了我?车子是他们的武器,用来截断我任何的逃生希望。电击枪是他的利牙,将我击倒在地。我成了无助、虚弱的猎物,被拖回洞穴供他享用。他的行为正如一个狩猎者,但我也像羚羊一样狡猾,最终重获自由。

我花了好些日子思考这些事,试图想清楚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。这并非针对我个人而来——很早期我就了解我应该这幺想,这件事的发生绝对不是我或我的家人活该应得的。不要责备自己,或许这就是在坏事发生后,让你保持理智的方法。假如当时我责备自己,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恢复过来。先照顾好自己,这非常重要,如此一来你才能顾及他人。

现在我已经不再感觉自己是猎物,发现的过程是慢的,但我很笃定,我也不觉得自己是狩猎者了。因为我曾经跟狩猎者长期相处,后来为了保护自己,我认为自己也变成一个狩猎者;我敏锐、机警又狡猾。你会问:狡猾?是的,在被菲利普强制拘禁的那个小世界里,我就像只狐狸!狐狸会以适当的技巧追蹤猎物,当然算是狩猎者,但同时狐狸也被比他们体型更大的狩猎者猎捕。

那狐狸到底是狩猎者还是被猎者?两者都是!他是一个中间人,我是一个中间人。我知道自己并非一夕之间变成这种生物的,是心中小小的胜利感一点一滴塑造了这样的我。这些事小到你会觉得没什幺了不起,但对我来说,那像是要回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这些年来,每当我获得新的自由时,我都觉得自己更成长了,又更了解我的囚禁者——我所熟悉的狩猎者。我很早就学会观察他的心情,并随着他的心情调整自己以求生存。我几乎能够预知他的任何情绪。

我现在分享这件事是为了让人们了解,当你在一种疯狂处境中,会是什幺状况。从外面看来,或许会觉得我们很亲密,但请不要把生存本能和真正的情感连结搞混了。为了迎合他的情绪和想法,我受到很重的伤害。在如此複杂的状况中,我失去了自我,直到重获自由后才一点一滴地重新建构回来。我认为,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得经历这段自我发现的过程;我们总是太在意其他人的观感、其他人的生命,因而往往忽略了什幺东西才是最适合自己。过去这种模式对我是有用的,但现在我已经得救了,我需要在他人和自我之间找到平衡;不该还是以别人为主。我认为,自我必须摆在第一位,甚至优先于孩子们,因为假如你没有达到最好的自己,你如何能期待孩子做得到?

蕾贝卡是很棒的治疗师,现在她是我的良师益友。有时候我会想,若是当初她开头就跟我说:「洁西,你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」我还会相信她吗?我想这样一来,至少我的恢复程度会很受限。我会质疑她的诊断吗?她曾教导我不能为别人贴标籤。我真的相信如果她当初这幺说,绝对不是帮我,而会对我造成阻碍。我想我应该敢这样回答:「嘿,别再说了。我没有斯德哥尔摩症。」相反地,假如蕾贝卡这幺说,她也真是这幺说的:「你为了生存调整自己,你做了你该做的事,而且你将生命赋予你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。」这是一次正向的谈话,受害者需要正面力量,而非阻碍性的标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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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介绍

本文摘录自《自由:我生命中迟来的第一次⋯⋯》,自由之丘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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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洁西.杜加(Jaycee Dugard)
译者:谢滨安

洁西.杜加在11岁小学五年级上学途中,于加州南太浩湖一个校车站牌被绑架,此后她遭到绑架者——菲利普及其妻南希监禁,并在世人面前消失长达十八年,于绑架期间生下两个女儿。

本书记录2009年获救后,回到正常世界的洁西,如何带着女儿跨过创伤阴影展开新生活。在母亲、妹妹、好友,以及心理医师的陪伴引导下,洁西以其天生的幽默感一一度过难关。从第一次开车上路,到收到第一张罚单,从上舞台领奖到兴奋得喝到烂醉如泥,从与马的互动中领略如何重新信任人,从陌生人的质疑诘难中,重申「斯德哥尔摩症」标籤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

36岁的洁西用直朴文字讲述的稀鬆平常的体验——那些生命中迟来的第一次——都因她独一无二的人生际遇而有了不平凡的意义。如何建构一个自己不曾期盼实现的自由生活呢?洁西说:「快乐的回忆能帮助我们克服恐惧。我决定製造全新的、更棒的回忆。」假使你也活在自己的苦难里,希望洁西的故事带给你启发,不要放弃希望:只要我们愿意找寻,悲剧之后总有幸福。

「斯德哥尔摩症」极具破坏性:它把受害者忍受过的一切,轻易地用